▲蘋果掌門庫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原標題：蘋果有什么權力讓我們的手機變慢？

　　蘋果公司操控舊款手機變慢，剝奪了用戶的基礎選擇權，也侵犯了他們的財產權。

　　文 | 胡涵

　　工業(yè)革命以降，制造業(yè)與其用戶之間始終存在著一重實用主義和商業(yè)原則的博弈。用戶以農耕時代的產品標準，要求耐用、結實和一本萬利，而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設計基本原則，則是易耗易碎易迭代。

　　正因此，才有了“計劃報廢”的專有名詞。1924年，當工業(yè)技術足以讓燈泡壽命達到2500小時的時候，飛利浦等燈泡廠商湊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組織，要求各大燈泡廠商將壽命控制在1000小時，以賣出更多燈泡。

　　從此，制造商以某種技術手段控制售出產品的實際使用壽命，便成了管窺商業(yè)機密的通用方法論。當蘋果對媒體承認了自己主動調慢了老款手機的運行速度之后，這個名詞，再度成為了公眾對科技巨頭口誅筆伐的理由。

　　蘋果剝奪了用戶的基礎選擇權

　　蘋果回應聲明中謹慎地措辭稱，的確限制了舊機型的性能，但這個功能的存在是為了防止老舊機型意外關機，從而延長舊機器的使用壽命。同時，此項功能2016年才正式應用在iPhone6、6s和iPhoneSE上，如今范圍擴大到了iPhone7上。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套措辭里，蘋果為手機變慢給出的定義是“功能”而非“BUG”或者缺陷。

　　這背后的邏輯是，在手機電池老化的情況下，全速運轉很可能會導致手機意外關機，或者續(xù)航能力不足，而為了避免這兩種意外，蘋果替用戶設計了一個“更慢”的功能來保證手機的運行。

　　這是一個足以自圓其說的說辭，但壓根無法解除大家對實質結果的擔憂。因為在這套邏輯里，用戶被剝奪了基礎的選擇權，財產權也被侵犯。

　　面對電池老化可能導致的種種意外，用戶需要的是可以做出一種選擇：是保證手機續(xù)航能力，還是保證手機的運行速度。

　　這兩種選擇背后則是兩種消費行為，一種是換新型號的手機，另一種，則是可以選擇更換新的電池。顯然，對于蘋果來說，前一種消費行為更有商業(yè)價值。

　　關于這套導致手機變慢的“功能”，蘋果并未給用戶以基本的通知或者“選擇”，僅僅是在新系統(tǒng)的升級說明中，以“性能改進”的提法來一概而過。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消費者連“二選一”的可能都沒有。面對著越來越慢的手機，所有人都會被引領到另一條路：為蘋果每年的新品買單。

▲11月3日，蘋果三里屯直營店購買蘋果手機的顧客。圖片來自@新京報

　　操控舊款iPhone變慢無法獲取明顯利益

　　對于蘋果，這事實上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公共危機。對消費者一次小小的選擇權剝奪，就背上了全部關于技術壟斷和商業(yè)陰謀的鍋，實在是不太高明。

　　IT行業(yè)有一個經典的安迪比爾定律，其中，安迪指英特爾前CEO安迪·格魯夫，比爾指微軟前任CEO比爾·蓋茨，原文說的是，“安迪提供什么，比爾拿走什么”，意思是，硬件所提高的性能，很快就會被軟件消耗掉。這正是科技產品逼迫消費者和廠商不斷更新?lián)Q代的基礎。

　　這意味著，以為買一件質量過硬的科技產品就能夠安然使用五六年的想法早已過時了。蘋果是否使用這樣的小伎倆，對于最終的結果影響不會太大：無非是消費者是一年換一次手機，還是一年半換一次手機。

　　為了這微小的“時間紅利”和“替消費者著想”，就面臨了一次嚴重的道德指控，蘋果公司的確不夠精明。

　　警惕大型企業(yè)形成的權力集團

　　在這樣一個節(jié)點討論“計劃報廢”這個工業(yè)革命時代的術語再次出現(xiàn)，倒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事實上，我們正處在一個科技革命的尾巴上，而在過往的人類歷史中，歷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權力的轉移和集中。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一書里計算過，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75個人里，有15個出生在1840-1850年之間的美國。這群人正好在年富力強的時期趕上了技術革命，并成功創(chuàng)造了壟斷巨頭，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有權勢的群體。

　　“計劃報廢”這個名詞最早出現(xiàn)，也是在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末尾。在這個時期，大型企業(yè)崛起成為新的權力集團，也引發(fā)了公眾對權力的擔憂和質疑。

　　當下，科技和互聯(lián)網公司憑借著技術和大數(shù)據(jù)，在看似合理的程序之下，潛藏著對用戶選擇權的剝奪。而同時，公眾對自由選擇和隱私權利也就越敏感。這已經不是謹慎措辭和耍小聰明就能輕易糊弄過關。

　　而今天的科技巨頭需要牢記的是，縱觀人類商業(yè)史，侵犯、得罪和剝奪用戶的企業(yè)，其權勢多半無法長久。封閉且傲慢的蘋果該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