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笛 張文揚 兩個月后，鄭州綜合保稅區(qū)內的富士康工廠，將迎來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時刻。

　　早上7點，35萬名員工開始陸續(xù)從園區(qū)周圍的宿舍涌入這一南北窄、東西長的園區(qū)，等待他們的是一條條生產線以及倉庫中，堆滿了數千種零部件、模組、輔料等，這些物料來自于中國臺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南部的蘋果供應商們。

　　每年9月，當蘋果公司CEO庫克在蘋果秋季新品發(fā)布會中向全世界展示新一代蘋果手機的時候，數百萬成品已經在倉庫中嚴陣以待。很快，它們將會通過各種交通工具抵達銷售終端，并最終被數千萬仍舊對蘋果抱有熱情的全球消費者購買。

　　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全球機器，每一個參與其中的設計者、工廠、門店像齒輪般緊扣在一起，維護這一機器的有效運轉。而在這一機器兩端的美國與中國，前者是這部機器的運作核心，而后者不僅是蘋果手機最大的組裝基地、蘋果零部件最主要的生產基地，同時也是蘋果手機的主要銷售市場。

　　如今，這一“圖騰”正被貿易戰(zhàn)的疑云蒙上了陰影。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就職后曾經多次表態(tài)，希望蘋果手機制造工廠回歸美國。同時，美國一些聲音也認為，蘋果手機組裝基地設在中國成為了中美貿易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在整個蘋果價值鏈中，坐落在中國的各個加工企業(yè)奮力爭取的僅是一部蘋果手機中大約10%的收益。

　　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一臺蘋果所產生的銷售額中，分布在中國的制造企業(yè)大約能分到10%左右的收入，如果以iPhone　X計算，大約是不到1000元。一位鄭州富士康的相關人士對于這一估算的數字表示了認同。

　　馬云在《華爾街日報》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將這一現(xiàn)象總結為“中國是收入的順差，美國是利潤的順差”。他以蘋果作為典型案例，“蘋果公司在加州開發(fā)專利芯片和操作系統(tǒng)，由中國生產商把韓國生產的部件組裝成成品，當韓國和中國從銷售配件和組裝成品中得到一些微利時，美國拿走了幾乎全部的利潤。蘋果公司每年掙取利潤達到480億美元。”

　　盡管貿易戰(zhàn)的陰影不斷擴散，但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鑒于蘋果手機上，跨國合作是如此的緊密和重要，甚至沒有人愿意沖動到讓它成為貿易戰(zhàn)的犧牲品。

　　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如果說美國在其他領域打貿易戰(zhàn)是傷敵一千，自傷八百，尚有收獲，那么在蘋果手機上，就傷敵一千，自傷一千”。

　　10%的微薄利潤

　　對于“果粉”來說，啟動開機鍵的那一刻，是一只蘋果手機生命的開始。而對大多數蘋果手機本身來說，它的靈魂始于美國硅谷蘋果設計師們手中的草圖，它的身體則始于河南鄭州富士康工廠里的一塊背板。

　　6月份是新一代蘋果手機生產的時候，也是陳群（化名）最忙的時候。陳群是鄭州富士康的一名工作人員，其所在的鄭州工廠為蘋果手機生產金屬背板。

　　盡管是整個供應鏈中較為簡單的一個組件，一塊蘋果金屬背板仍需要近10種原材料及輔料等。這些物料由分散于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十幾家供應商提供：提供鋁塊的是一家內地企業(yè)和臺資企業(yè)；提供噴漆的是一家日本企業(yè)。

　　在經過近30道工序后，一塊成型的蘋果手機金屬背板從陳群所在的工廠運往保稅區(qū)內的富士康組裝廠。這樣一塊手機金屬背板的各項原材料成本大約在數元左右，但是當產品最終成型交給富士康組裝工廠時——即使是富士康內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產品流通，也會記賬，其價格大約是一百多元，這也意味著，手機背板加工廠在其中獲得了一百元左右的價值。

　　鄭州富士康工廠是蘋果在全球范圍最大的組裝廠，數百家蘋果供應商源源不斷的將各種零部件、模組輸入這個龐大的工廠內。在這些供應商中，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設有生產廠的日本、韓國等外資企業(yè)，只有一小部分供應商是內地企業(yè)——在2018年蘋果公布的前200家供應商名單中，只有21家為內地企業(yè)。

　　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一個蘋果手機所需要的數千種零部件中，基本上90%蘋果手機的零部件都是在國內工廠制造的，而大部分蘋果手機也是在國內組裝完成的。

　　這些加工廠所爭奪的是一部蘋果手機價格中10%的收入。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一臺蘋果手機的價格中，拋去原材料成本，大約有10%的價格空間是留給國內各家蘋果代工企業(yè)，如果按照蘋果X計算，大約不到1000元。一位富士康供應鏈管理方面的人士對于這一數字表示了基本的認同，但同時他也表示由于蘋果供應鏈的復雜交錯，國內企業(yè)具體獲得了多少利潤是一本很難算的賬。

　　由于蘋果嚴苛的保密協(xié)議，人們很難搞清楚每個零部件的具體價格、以及各方在此供應鏈中獲得的價值。中國商務部曾于2017年對此做過調研。據2017年5月商務部發(fā)布的《中美經貿關系研究報告》（簡稱《報告》）顯示，一臺iPhone7最低售價649美元，總成本大約為237.45美元，其中歸于中國的加工成本僅約5.96美元；在價值153.88美元的核心電子元器件中，中國僅1家公司參與電池供應，價值約2.5美元。也就是說，中國企業(yè)加工和提供電池總共獲得8.5美元，而美國企業(yè)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項上就獲得64美元。

　　目前，蘋果公司在中國的很多零部件代工廠和組裝廠，主要涉及的依然是比較簡單的技術。孫燕飚表示，國內不能制造的那部分，往往是一些技術要求最高、工藝最為復雜的核心零部件。一位半導體行業(yè)的研究者也對經濟觀察報介紹道，高端的半導體原件，類似于像存儲器、處理器等等，目前都無法在中國生產。所以，在整個產業(yè)鏈里面，中國的供應商對蘋果的影響力并不是很大，以采購額計算，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十。

　　這意味著，90%的零部件生產比例并不代表相同占比的價值和利潤。前海創(chuàng)新研究院秘書長諶鵬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很多高價值部分都不在中國生產，比如說大規(guī)模集集成電路、精英型芯片的加工、高端芯片等，內地代工的都是利潤最薄的部分。

　　這些高價值零部件來自哪里？以iPhone　8所使用的零部件為例，NAND閃存來自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韓國企業(yè)；柔性OLED面板和OLED觸控面板則大多數來自于韓國的三星；雙攝像頭組件一部分是韓國電子零件制造商LG旗下子公司LG　Innotek生產的；薄膜觸控傳感器則由日本寫真印刷 （Nissha　Printing）進行供應。

　　不可替代的中國制造商

　　如果僅僅從流程上看，生產一塊蘋果手機金屬背板并不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是陳群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大部分工廠實際上都不具備能大規(guī)模生產蘋果手機背板的工藝能力。實際上，即使是富士康自己在為蘋果金屬背板代工過程中，也曾遇到過不少麻煩。

　　2016年在蘋果7推出之時，其中一款亮黑型號的手機金屬背板的良率（即合格率，是用出貨的成品數量除以出貨的全部數量）僅有60%左右——這個數據是富士康報給蘋果的良率，實際的良率略高，但也不到80%。

　　陳群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每一代蘋果手機對于制造工藝、技術均有新的要求，在剛開始生產的時候，供應商生產產品的良率往往表現(xiàn)不佳，需要制造企業(yè)不斷探索新的生產技術，才能逐漸達到擴大生產規(guī)模。

　　一個極端案例是勝華科技，這家曾經的蘋果供應商在為蘋果制造手機觸摸屏時，為了提高良率，其設在蘇州的一家工廠使用了一種名為“正乙烷”的有毒試劑，并最終造成多名一線工人神經系統(tǒng)受損。

　　陳群的案例顯示了這樣一個趨勢：種種的嘗試和投入，讓為蘋果提供服務的各個中國制造廠具有了一定的不可替代性。這種不可替代性并不僅僅來源于廉價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不斷成熟的技術、龐大的熟練技術工人群體、完整的產業(yè)鏈所提供的規(guī)模化生產能力。這是蘋果選擇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原因之一，也是特朗普所忽視的事情。

　　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盡管國內加工廠并不掌握核心部件的設計、生產能力，但是由于蘋果在技術上整體的領先，非核心部件的生產也需要很高的工藝技術水平，一些海外的企業(yè)能夠生產，但良率不高，滿足不了蘋果規(guī)模化生產的需求。這種制造工藝方面的領先、產業(yè)鏈的完整是全球其他市場所不具備的，實際上在為蘋果生產的過程中，國內的工廠也形成了一批生產環(huán)節(jié)的知識產權，而這些都是短時間難以替代的。

　　互惠的競賽

　　盡管只獲得了10%的收入，但在過去近10年時間中，在這一部分價值空間中依然誕生了一大批科技型的制造企業(yè)。每年上億臺蘋果手機所帶來的制造需求帶動了一批內地、臺灣制造企業(yè)的騰飛，各個蘋果概念股如過山車般的起落，能否依然被新一代的蘋果手機納入供應商序列成為了其中漲落的關竅。

　　對于中國制造商而言，蘋果帶來的也并不僅僅是利潤與營收，更重要的是在蘋果嚴格的采購制度和豐厚的利潤吸引下，國內手機加工廠所形成的一次技術競賽，這種技術競賽的結果是：一方面蘋果手機的產業(yè)鏈已經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制造企業(yè)；另一方面中國本土手機產業(yè)也正在從中獲益。

　　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2015年開始，蘋果改變了采購策略，一方面打破了此前條塊分明的采購制度，一個供應商可以嘗試提供多種零部件、模組，比如作為組裝廠的富士康也可以在玻璃蓋板業(yè)務中進行投入；另一方面蘋果減少了對供應商的控制程度，整個供應鏈的開放程度開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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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者綜合的結果是：在一個新的零部件領域，將會有更多企業(yè)進行投入，并嘗試參與蘋果的競標；而在蘋果擇優(yōu)選擇供貨商后，未入選的企業(yè)可以轉而為國產手機提供加工服務。在孫燕飚看來這也是2015年國產手機快速發(fā)展，在工藝上縮小了與蘋果間差距的原因之一。

　　這種產業(yè)帶動的能力是蘋果為國內相關產業(yè)提供的潛在幫助。以鄭州為例，在富士康入駐后，鄭州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信息企業(yè)產業(yè)群。根據鄭州市政府公布的信息顯示，2017年鄭州市電子信息企業(yè)已突破6000家，銷售產值由2013年的2023億元增至2017年的 3604億元，年均增長15.6%。同時，2017年全市完成非蘋果手機出貨量也已經接近2億部。

　　在這種緊密的結合下，僅僅用貿易順差、逆差來衡量蘋果在中美間扮演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評判標準。

　　孫燕飚對經濟觀察報說：“如果貿易戰(zhàn)打起來了，在蘋果手機這個產品上，它的后果將會更為嚴重，不僅因為中國是重要的銷售市場，更重要的是，從產業(yè)角度，兩者結合的程度更為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