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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內容源自《鳳凰周刊》
曾經紅極一時、擁有近一億用戶的小靈通，已經被工業(yè)與信息化部今年一月份的一紙通知宣判了死刑。目前仍然使用小靈通的七千萬用戶向何處去？國有資產與用戶的損失由誰來補償？與幾年前小靈通的大發(fā)展一樣，小靈通退網引發(fā)的問題又一次引起了軒然大波。
當年的“小靈通現象”在我國是怎樣誕生的？當時的信息產業(yè)部早已經過多次論證，認定小靈通技術不適合提供公眾電信業(yè)務，不應該在我國大規(guī)模發(fā)展。就像吳基傳部長所說：“用小靈通組網等于非得把自行車開成奔馳車的速度，不但做不到，而且是違反科學規(guī)律的�！币虼�，小靈通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怪胎。
但是，在與信產部千方百計“阻撓”小靈通發(fā)展的同時，負責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政府部門卻把手機資費的下降說成是“國有資產流失”，不但極力禁止，而且對膽敢進行“惡性價格戰(zhàn)”的干部調離甚至懲處。這就使我國當時的手機資費居高不下，廣大低端用戶對移動通信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在另一方面，為了把國有企業(yè)“做大做強”，它們的主管部門又對它們進行著“一刀切”的“督戰(zhàn)隊”式行政管理，使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固網業(yè)務缺乏增長點的條件下，它們只得另辟蹊徑，鋌而走險，把大力推廣小靈通作為自己完成業(yè)績考核的主要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消費者明知小靈通的性能遠不如移動手機，也不得不被迫使用。但是，這種市場的扭曲又反過來推動了手機資費的下降�？梢哉f，在當時的政策條件下，具有高度“中國特色”的“小靈通現象”，是消費者與運營商通過市場行為共同進行的一種自發(fā)性反抗。
現在，小靈通終于被宣判了死刑。已經投入小靈通的上千億國有資產也將化為烏有。如果按照幾年前電信業(yè)領導的說法，運營商大上小靈通屬于“不得已而為之”、“情有可原”，就只能把屬于全國百姓的上千億資金又一次作為“學費”了。盡管類似的“學費”已經繳過無數次，但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誰讓許多政策的制定還在繼續(xù)“摸著石頭過河”，其結果取決于利益集團的多方博弈呢？
但是，我國的七千萬小靈通用戶，他們比運營商更加“不得已而為之”，更加“情有可原”。那么，難道也要他們跟著再繳一次“學費”嗎？眾所周知，隨著手機資費的迅速下降，小靈通的用戶數量自幾年年前就已經開始萎縮了。所以，即使小靈通的歷史使命完成了，也完全可以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律，把選擇權交給消費者，由他們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物美價廉的服務，使小靈通“自然而然”地“壽終正寢”。這樣作，不但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且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巨額國有資產的經濟效益，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次小靈通被宣判死刑的原因，既不是為了發(fā)揮國有資產的效益，更不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而是為了“支持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技術的發(fā)展和應用”。
眾所周知，TD-SCDMA里面究竟有多少自主知識產權，這個問題幾年來一直說不清楚，我們暫且不談。更重要的問題是，正如吳基傳同志所說，3G發(fā)展的關鍵“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采用什么標準的問題，而是市場問題，即3G能否給市場帶來所需要的業(yè)務�！币虼�，TD-SCDMA能否成功，取決于它“是否被廣大用戶接受”。但是經過世界各國長達七、八年的實踐，恰恰證明無論采用哪種技術標準，3G的應用、需求和市場都嚴重不足，使世界上所有的3G運營商都在嚴重虧損。唯一例外的日本，也是因為它用“自主知識產權”的PDC技術建成了世界上最糟糕的2G網絡，才不得不盡早用3G技術替代2G，掙2G的錢而已。與此相反，我國的2G網絡在全世界規(guī)模最大、覆蓋最廣、質量最好、技術水平最先進。除了在全世界都不受歡迎的“視頻通話”以外，我國的2G早已實現了3G的所有應用。由此可見，在我國推廣3G，必然遇到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更加嚴重的困難。
在電信業(yè)，正常的產業(yè)價值鏈應該是：電信運營商為消費者服務，設備制造商為運營商服務，而技術研發(fā)為制造商服務。但是我國的TD-SCDMA，卻是制造商為技術研發(fā)服務，運營商為制造商服務，而且進一步想要消費者為運營商服務。這種產業(yè)價值鏈的倒置，從根本上顛倒了“誰為誰服務”的問題，完全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guī)律。正是因為行政命令在“消費者為運營商服務”這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上失效，所以TD-SCDMA與其它3G標準一樣，也在消費者這里“卡了殼”。難怪“用TD迎奧運”的效果有目共睹，也難怪在TD-SCDMA放號已近一年的今天，全國才不過幾十萬用戶，而且至少半數還是靠送手機、免話費請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提出要用搞“兩彈一星”的方法搞TD-SCDMA，甚至不惜犧牲消費者利益和2G網絡中上萬億的國有資產，要求“停止G網手機的生產，發(fā)展TD”。這只能說明，把TD-SCDMA作為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樣板，是在堅持計劃經濟下的科研體制和教育體制、回避甚至抵制根本性的改革。這樣作的結果，只能與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目標愈來愈遠。
不幸的是，盡管TD-SCDMA嚴重缺乏需求和市場，盡管它一直受到運營商和消費者的強烈抵制，但是因為它被罩上了“自主知識產權”的光環(huán)，已經演變?yōu)橐蛔稹罢螔鞄洝钡姆ㄆ�。在這種情況下，盡管TD-SCDMA已經得到的頻率至少足以容納一億以上用戶，盡管現有用戶的總數還不到這一數量的百分之一，盡管可以預計它的現有頻率在二三年內不可能飽和，但是在“支持自主知識產權”的高壓之下，還是要把小靈通正在使用的頻率收回，甚至不惜長期閑置。于是，七千萬消費者的利益變成了“自主知識產權”祭壇上的犧牲品。在這個祭壇上，我們不但看到了五八年“大躍進”的身影，也嗅到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氣味。
“小靈通現象”的出現，是因為我國的電信政策損害消費者利益而誕生的一個畸形兒。小靈通的即將退出，更是因為我國的電信政策無視消費者利益，而被宣判死刑。胡錦濤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說，必須“堅持科技為經濟社會發(fā)展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方向”。作為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我國電信政策的一個縮影，小靈通的身世說明，在我國電信政策的制定中，必須首先解決的是“為誰服務”的方向問題。(闞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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