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專題：
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在手機資費問題上長期代人受過的局面，可望在今年得到改變。
繼固定電話定價權去年下放給電信運營商之后，移動本地電話定價權今年也有望下放。日前，工信部和發(fā)改委聯(lián)合下發(fā)《關于調整移動本地電話業(yè)務資費管理方式的通知》的征求意見稿。根據(jù)意見稿，相關部委擬將移動本地電話定價權下放給三大運營商，鼓勵它們對這一業(yè)務實行單向收費，推動電信資費市場化。分析人士認為，定價權的下放意味著我國移動電話資費還有一定的下降空間，對飽受通話費過貴之苦的用戶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福音。
過去幾年，移動通信資費的確有所下降，但無法回避的是，每分鐘幾毛錢的移動通話費依然偏高，這一點從消費者的抱怨聲中就不難看出。據(jù)統(tǒng)計，去年，我國手機話費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77%，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更是高達15.9%，而國際上這一比例應在1%以下。
壟斷定價維系了運營商的暴利，刺激了用戶的不滿情緒，引得討伐聲一片。面對民憤，之前有運營商出來抱怨，聲稱定價權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曾有相關部委領導對外表示，下調通信資費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在這種“拒絕降資費”的大環(huán)境下，即使運營商有意調低資費，也難以邁過政府這道關。也難怪，國內運營商的利潤不斷創(chuàng)下新高，員工福利更是好得讓人眼紅，這使得多少人恨自己不是“中國移動”的員工。
因此，客觀地說，此次定價權下放的消息，給了手機用戶一個利好的預期。盡管這次改革僅是調整了電信資費的價格管理形式，并不涉及具體資費標準的調整，但它關涉到最為敏感的“價格管制”問題，依然是一個進步。畢竟，企業(yè)有了定價的自主權，在資費的調降上少了一個礙事的“婆婆”，消費者則多了一份期盼，甚至不少人希望運營商能在搶奪用戶的過程中打起價格戰(zhàn)。
不過，現(xiàn)在電信市場的競爭已經有些扭曲的成分。電信重組之后，行業(yè)內形成了三大運營商相互制衡的格局，但運營商連最起碼的定價權都沒有，必須在相關部門的條條框框下走路，這種競爭的孱弱性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在不少用戶看來，要想每個月的手機資費減掉幾塊錢，依然希望渺茫。相反，電信運營商會不會為所欲為，通過其他途徑“創(chuàng)收”，倒是讓他們擔心不已。
定價權下放，在壟斷行業(yè)并不完全就是好事，最典型的就是銀行業(yè)。銀監(jiān)會放松對商業(yè)銀行中間業(yè)務收費管制后，國有銀行“斂財”手段越來越多：跨行取現(xiàn)收費、跨行查詢收費、小額賬戶收費以及收取年費……以致鬧出某儲戶100元存了10年后僅剩60多元的鬧劇。電信業(yè)與銀行業(yè)都是壟斷行業(yè)，其性質較為相似，倘若運營商效仿銀行巨頭，那么，手機用戶就只有欲哭無淚的份了。
事實上，這次“意見稿”頗有些遮遮掩掩的成分，并未觸及最核心的東西——資費能降低多少。這才是用戶最關心的實在問題。有電信專家指出，目前移動本地通話費并不高，長途電話和漫游費過高，才是用戶反對聲最高的。只將移動本地電話定價權交由運營商，顯然有點避重就輕，取消漫游費和國內長途費，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用戶愿意看到的。
電信行業(yè)固話定價權，去年就已經下放給運營商，當時，相關部委表示：放松管制后，固話和小靈通資費有望進一步降低，月租費也有望進一步降低，乃至取消。然而，一年已過，百姓尚未享受到政策帶來的丁點好處。這也意味著，下放定價權，與通信資費下降，兩者間存有聯(lián)想的空間，但終究完全是兩碼事。要想這一政策收到實效，政府的強制性政策干預必不可少，比如每年資費按一定的比例下調，對執(zhí)行不到位的運營商處以重罰，等等。否則，好消息有可能演變成壞消息。
現(xiàn)今，央企與民爭利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競爭，強化了運營商壟斷同盟形成的可能性。政府寄望通過下放定價權以達到市場的充分競爭，顯然是高估了運營商的自控能力。而三大運營商壟斷寡頭的形成，也減小了它們之間的價格競爭動力。
另外，定價權是否下放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只有允許民營資本以及外資進入，我國的電信市場才能得到充分競爭。在這一點上，印度的經驗值得借鑒。目前，印度共有13家運營商，民營資本為主導，電信市場競爭激烈，通信資費全球最低。此外，我國香港僅是700萬人口的地區(qū)，卻有11家固網運營商和6家移動運營商。這反過來也證明，我國越是擔心中國電信業(yè)孱弱，越對其未來的發(fā)展不利。
因此，面對“價格管制”的即將放開，我們不宜太過樂觀：一方面，價格放開不等于競爭放開，真正能撼動價格堅冰的，只有開放的市場機制；另一方面，政府此次對運營商用了“鼓勵”這個詞，表明這不是一場徹底的改革，只是一次小小的放權。
